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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与日常确证——外来移民及其子女的情景性身份认同

2017-09-11 15:56:01
摘要:
    从社会认知形成过程以及日常人际互动的角度分析外来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探讨制度、文化以及日常体验在人们认知周遭世界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既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独有的“籍贯”和“不忘本”文化的影响,在微观层面又与个体日常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他者的承认(recognition)、日常经验的确证(corroboration)以及过去知识的共鸣,三者之间产生冲突时,人们有选择性地根据当下的情境调整他们的身份认同。“情景性身份认同” (situational identification) 这个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制度性约束、文化以及微观互动过程之间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
    身份认同;文化;微观社会学;认知验证;流动人口;白领移民


一、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
    现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流动人口普遍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即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并长期在城市工作和居住,但是绝大部分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蔡禾和曹志刚,2009:148—158;Jacka, 2006)。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第二代打工者仍然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许传新,2007:58—62;卢晖临和潘毅,2014:1—24)。这种对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认同缺乏也延续到他们的子女中,农民工子女同样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难以完成城市身份认同的转变(郑友富和俞国良,2009:99—102;熊易寒,2009:2—12)。
    已有研究强调中国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受到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文化二元结构的形塑(Tamara Jacka, 2006; 韩晓燕,2012:134—139),突显了户口制度以及由此延伸的不平等的政策安排等对身份认同的影响(陈映芳,2005:119—244;李培林和田丰,2012:1—24)。然而,很少有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去分析他们身份认同形成的具体过程。为什么这些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甚至在城市出生的人,会对城市没有认同感呢?仅仅是因为户口问题吗?那获得了户口以后,他们会认同自己是“城市人”吗?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依据Andreas Glaeser (2011)提出的认知验证的三个过程理论,具体分析外来移民身份认同的形成以及不同的验证过程产生矛盾的结果时人们的应对方式。经验资料来自对上海市两个不同人群的比较研究,一个群体是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他们在上海生活和工作10年以上,迄今为止没有拿到上海户口,子女在上海借读。另外一个群体是上海的白领移民及其子女,他们来自外地,已经拥有了上海户口,子女可以享受上海市所有的教育资源及其他市民福利。
    无论是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是有户口的白领移民,其身份认同都呈现很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身份认同,我们称之为“情景性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在某些情景下他们会说自己是上海人,至少更像上海人。而另外一些情景下则认同自己是老家人。在不同的情景下,面对不同的互动群体时,人们依赖不同的文化资源来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提供依据(justify),如“籍贯”和“不忘本”文化以及“素质”和现代性的有关话语。
    本研究有助于了解人们身份认同的过程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他们融入或者适应城市生活。在理论层面,我们探讨当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得到的结果发生冲突时,人们何如应对,从而进一步揭示文化、结构以及日常微观互动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他们都没有本地户口,但是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10年以上。访谈对象是上海闵行区一所中学的外来学生及其家长。这所学校是一所普通的公立初中,从预初到初三共有4个年级,每个年级有4个班级,每个班级约30多人。该校上海学生与外地学生的比例大概一半左右。
    此阶段一共访谈了38位学生及其家长,男生和女生基本平均,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各异。访谈大多数是在学生家里进行的,所以包括了家庭周围环境的观察,以及对家庭住房大小、家居布置和家庭设施的观察。每个家庭访谈时间约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对孩子,一个小时对家长。在访谈前都让家长签订知情同意书,所有访谈全部录音。
    通过第一次阶段的访谈,发现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跟户口等结构性限制密切相关,但是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于是我们决定做第二阶段的资料收集。这个阶段主要访谈了上海的白领移民,同样来自外地,但是他们及其子女已经获得了上海户口,一般是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学生,也就是被称为“白领阶层”的人。现有关于白领移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多数为定量研究,将身份认同视为融入情况的一个维度(张文宏和雷开春,2008:117—141;崔岩,2012:141—160;张结海,2011: 73—80)。这些研究指出白领移民身份认同的多样性,然而因为多为定量研究,很少涉及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主体建构及其原因。因此,在资料收集的第二阶段,选择的受访对象大多为一家全国性的软件公司华东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配偶和子女)。为了便于跟之前的访谈对象做比较,这一阶段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是:父母一方是非上海地区长大的,子女现在就读初中,父母和子女都有上海户口。
    在这一阶段我们访谈了15个家庭,也是父母和子女各访谈一个小时,访谈的问题与第一阶段大致相同,着重问了身份认同的问题,包括在上海的生活体验,回老家的感受,父辈与子辈的区别等。我们尤其关注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身份认同的异同以及他们自己所给出的会有这样身份认同的原因。
    所有的访谈都结束后,对这两个群体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虽然这两个不同的群体在经济能力、户口身份以及社会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其身份认同却呈现很多的相似性。

三、身份认知的验证过程及其冲突
    Andreas Glaeser(2011)提出,个人对周遭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往往多种多样,只有经过验证(validate)之后,相对稳定下来的认知才能最终影响人们行动。而验证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他者(尤其是权威)的认可(recognition afforded by others),日常生活和行动中得到的确证(corroboration in action)以及与过去知识的共鸣(resonance with preexisting understandings)。认知验证的这三个过程都对移民的身份认同有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权威他者是官方机构,比如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普遍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官方机构的承认,也就是没有户口。比如有个没户口的学生说,我觉得我是广东人,因为“不一定是说上海人就可以呆在上海呀”。有些白领移民会说自己是上海人,一个很重要的依据也是有正式的户口,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对第二代移民而言,父母也是很重要的权威,白领移民子女中,有一部分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另外一些则认为自己是老家人,很重要的因素是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影响。如果从小父母给他们灌输他们是上海人的观念,则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反之则会认为自己是老家人。
    除了权威性的他者,其他在日常互动中遇到的他者也会影响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比如某些外来移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上海人”, 但是他周围的其他人却并不这样认为,坚持这个身份认同就会非常困难,久而久之就会放弃这样的身份认知,至少在这些人(往往是知根知底的熟人)面前,他们不会坚持“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日常生活的确证也是很多移民说自己“不是上海人”的重要原因,这在外来务工人员那里表现最为明显。在城市生活,他们明确地感受到自己与“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包括经济水平,更包括由户口制度限制带来的种种不同。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没有本地户口,他们无法在上海上学。户口制度以及跟户口相关的教育政策等形塑了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空间,从而进一步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了负面的验证。
    然而,拥有的本地户口的白领也很少主动认为自己是上海人,那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用户籍来定义自己是哪里人,反而更多的是用日常生活习惯来区分不同地区的人。这种作为日常生活体验的地方文化对身份认同有很大影响。比如一个白领受访者说:我的生活习惯,小时候居住的环境,都跟上海人不一样。比如我并不喜欢吃上海菜,还是喜欢吃西南那边的东西,可见我不是上海人。
    饮食是日常生活文化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是不同地区的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很多受访者都提到正是因为对移入地饮食习惯的不认同,使得他们不认同自己是本地人。一位受访的女性白领说:“因为我父母祖辈都是湖北人,自己从小的生活饮食习惯都是湖北那边的。所以我肯定是湖北人。”一些有了本地户口的白领子女也仍然会从饮食习惯上认同自己是家乡人,比如一个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上海人的有户口的二代移民学生,土生土长在上海,却说:“我觉得自己是山东人,因为我喜欢吃面食。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受访者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既有上海户口,从小在上海生活,而且父母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的人才算上海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上海人的生活习惯。
    作为日常交流和互动的媒介,语言是日常体验的一个重要因素。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是否学习或者掌握地方方言,会影响到他们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从而进一步影响对当地的认同。没有户口的第二代移民,在上海的时候,他们普遍认同自己是外地人,因为普遍不会说上海话。虽然因为上海的国际化性质和普通话普及程度,上海话在上海使用得并不多,很多人还是会以会不会上海话来作为是不是本地人的一个标准。很多第二代移民的子女在上海的时候不会上海话,但是回到家乡后,他们又发现自己只能讲普通话而不会说方言,从而对家乡也无法认同,于是很多人认同“在上海的外地人”这个身份,“在上海的外地人”共同的地方是大家都讲普通话。
    认知验证的第三个方面,与过去知识的共鸣,同样会影响到移民的身份认知。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籍贯文化。籍贯这个概念在访谈中被访谈对象多次提及,是两个群体的移民都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程度很低的重要原因。如很多有户口的白领说自己是老家人,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我的籍贯在老家,我是在老家长大的”。 受访者普遍认为,籍贯跟户籍不一样,籍贯是不能换的,户籍是可以换的。虽然换了户口,但是也不能改变籍贯在老家的事实。比如,一位受访的白领女性说:我是湖北人,虽然我的房子在上海,工作、户口都在上海,我也还是湖北的,人家土生土长的才是上海人。我最多被称为“新上海人”,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上海人。以后我小孩如果生在上海,应该是一代上海人吧。但是也说不定。
    籍贯、血脉等词语频繁在受访者的叙述中出现。多名受访者指出,籍贯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籍贯和户籍的区别,但是籍贯这个概念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这种对自己祖辈,或者是老家所在地的坚持,使得异地谋生的人,无论是哪个阶层的,无论有无户口,都不愿意认同新的迁入地。正如这位受访者所说的:我觉得中国人回答自己是哪里人,讲究的还是血脉。譬如我以后的孩子,我肯定觉得还是湖北人,孩子身上有湖北血统。户籍只是政府行为,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籍贯的原始意思就有血脉的涵义在,祖上是哪里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对于个体的移民而言,认知的这三个验证过程得到的结论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白领移民因为已经有了户口,“上海人”的身份得到了官方权威的承认,但是却往往并得不到日常生活的佐证,也无法与过去的知识(如籍贯文化)共鸣。对没有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在“他者”尤其是官方权威这个方面,他们肯定不是“上海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在城市里的日常体验与他们老家人大不相同,所以他们对“老家人”的认同也无法得到日常经验的确证。

四、情景性身份认同及其文化依托
    认知验证的不同过程得到的结果相互冲突,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单一的、一致性的身份认同并不存在。无论有无户口,外来移民的身份认同都呈现很大的流动性和情景性,我们将之称为“情景性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如果问他们觉得自己是哪里人,他们会说自己是老家人,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上海人。然而当问到“在某某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哪里人”时,他们的答案却呈现很大的多样性。当面对不同的互动他者(the “others” in a social interaction)时,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会不一样。很多移民身处上海的时候,会强调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回到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又会认同自己是上海人。
不忘本的文化以及对忘本的人的嘲笑和看不起,使得移民不愿意在熟人面前公开认同上海人身份。另外一位在上海生活工作很多年的白领说:如果仅仅有了城市身份,或者在大城市住了几年,就认为自己是那个城市的人。会被认为是自卑,没有自信的表现。所以我不会那样说。但是我有另一个同事就说自己是新上海人,跟别人解释半天,说自己是江西的,现在家庭生活在上海什么的。我们都懒得搭理他。
    这位受访者明确指出,如果仅仅因为有了城市户口就认同自己是大城市的人,会被人瞧不起,子女这一代也受到“不忘本”文化的影响。访谈中有很多学生自己提到籍贯问题,说虽然住在上海,但是籍贯在老家。有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说,即使有了上海户口,也不会改变对老家的身份认同。
    不管有无户口,很多访谈对象都提到上海的生活给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带来的影响,比如见识多,公民意识更强,待人处事的方式跟其他地方不同等。这种对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性”的认同在很多时候超越户口的限制,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更像上海人”。
由此可见,身份认同是在日常互动中,通过观察和感知自己与他人的相同或者不同,比较而得并慢慢得到验证的。人的身份认同可以多重,而且根据个人所处的情景不同随时变化。在不同的人群面前,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会不一样,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人们利用不同的文化资源储备来为他们不同的身份认同提供依据,如在熟人面前,他们用“籍贯和不忘本”的传统文化来证明自己是家乡人,而在另外的情景下,他们则用“素质”“现代性”等话语,来证明自己是上海人,至少“更像上海人”。

五、文化、日常确证与身份认知
    人们对他们周遭世界,包括他们自己的看法往往多种多样,并不是完整或者一致的(Glaeser, 2011),自我身份认同也不例外。对外来移民而言,有关个人身份认知的不同验证过程得到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使得人们在不同情境下有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感到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人们依赖不同的文化资源来为他们的认同提供依据。
    本文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取向(micro-sociological approach),强调文化和社会互动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身份认同首先是一种主观的认识(subjective understanding),是个人对他/她自己的看法。身份认同不是固定的、独立的、外在的范畴,而是个人的认知被不同的验证过程形塑的结果。身份认同既是一种认识,具体在每个人身上,也是一种表达(performance)。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的表达会不一样,这样的表达在得到他人的回应后,会反馈回来进一步影响个人的身份认同。
    跟所有其他的认识一样,身份认同也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们用文化中的不同元素来为在不同情景中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提供依据。在没有户口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是老家人,并且将户口因素作为这种身份认同最主要的原因。有了当地城市户口之后,在某些情境下,尤其是面对熟人的时候,依然不认为自己是本地城市人,至少不会这样标榜,这种身份认同受到传统籍贯文化的影响,并且在日常人际互动中得到加强。但是当他们面对另外一些互动他者,尤其是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却乐于认同自己是上海人,至少更像上海人,这是基于对“上海”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性,或者“现代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认同。
    文化有多个层面,既是宏观的知识体系、规范(norms)和逻辑(cultural logics) , 也是微观的表达和实践(performance and practice)。文化是由个人和群体建立、操作,并且提升而成的。文化为人们的身份认同提供资源和依据。文化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规则或者习俗。微观情境(micro-situations)本身就是文化之所在,在微观情境中,文化被创作出来并且成为人们的生活体验(Griswold, 1994)。微观层面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取向的判断也影响身份认同,这一点在第二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城市里长大的农民工子弟在上海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因为他们不会说上海话,跟上海本地学生在某些行为上也有区别,但是回到农村的老家后,发现自己跟当地人也不一样,从而变得更加认同上海的“现代行为和生活方式”,加强了对上海的身份认同。

    外来移民对“现代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所居城市的认同,从而使得他们即使在户口或者籍贯文化的限制下,也认为自己“更像上海人”。这种在一般叙述中被弱化的身份认同以往没有引起很多关注,但在具体实践中却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外来移民的这种拟似身份认同如何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如留在上海还是离开,是否参与某些集体行动等,可以作为接下来有关移民和流动人口研究的方向。


作者:

韩晓燕,哲学博士(社会福利专业),上海市浦江人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婚姻家庭和青少年,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及各类委托课题二十多项,发表论文、专著和译著100多万字。目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海星之家社工师事务所总干事、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上海市闵行区橄榄枝社工师事务所理事长、上海市阳光青少年事务中心专家督导、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专家督导。

田晓丽,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研究,符号互动论, 微观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认知社会学,以及社会语言学。她致力于研究既定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影响人们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以及对新信息的处理方式。